·喜迎国庆70周年来稿选登· 邓小平:为知识分子“脱帽”而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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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大变革前夕我的一段亲身经历

 

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中,有一个不可绕开的重点就是“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”。从历史的大节点上说,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诞生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。但邓公改革开放思想的起点却是他19751977年提出的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”的论断,以及他倡导的“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”的时代命题。这正是改革开放的前奏曲。

1975年,“文革“的动乱,极左的猖獗,使得生产停顿,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。民生凋零,民心思变。在四届人大召开前,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提议,起用邓小平。19751月,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,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。邓公复出后,抓钢治国,整顿军队、整顿铁路,恢复生产。邓小平以高屋建瓴、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,以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,扭转局势。毛泽东当时说了句:“老九不能走。”邓公同时将目光转到科技、教育领域。他明确指出:对劳动模范、老工人、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要落实。当时“四人帮”炮制的“两个估计”的帽子沉重地压在几千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。1975年初,他让胡耀邦、李昌等到中国科学院蹲点,调查科技战线知识分子状况。

当时 “四人帮”控制意识形态领域,依然极左盛行,科教文事业一片凋零。邓小平力图在文化教育领域打开缺口,进行整顿。便主动要求国务院政研室收集文化、教育、科学方面执行“双百”方针的材料。胡耀邦等调研后,由胡耀邦同志起草了“科技工作汇报提纲”(后称“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”)。“提纲”痛陈了知识分子不能正常工作和被压抑的种种状况。当时我被借调到湖北省教育局高教处工作。教育局副局长邹时炎同志得到了由胡耀邦同志起草的这个汇报提纲,还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听取《科技工作汇报提纲》谈话的两份资料,立即向省教育局高教处的全体同志传达,大家又听了毛主席形象比喻知识分子处境的“老九不能走”,非常欢欣鼓舞。我们立即用复写纸将以上两份材料复写出来,几乎人手一份,进行学习。大家受“四人帮”长期压抑的怨气一吐为快,感到党的教育事业将会恢复生机,有了希望。当时省教育局领导和省委宣传部教卫处领导立即组成“调研组”调研湖北高校知识分子状况。由宣传部涂处长领队,从有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调研组,成员有陈传德(省委宣传部)、尹均生(省教育局)、李静堂(中南财大)、卜芳钦(武汉大学)、余冬清(武汉师院)、瞿春久(湖北中医学院)等人,指定我作为会议召集人,8月份进驻武汉大学,到数学系、化学系进行调研。临行前,涂一兀、邹时炎同志嘱咐我们一定要多听取老师们的意见,以事实为依据,客观、真实地写出一个调查报告,为教育整顿提供依据。在武汉大学一个月的时间,我们在两个系召开了十几个座谈会,拜访知名教授和中青年知识分子,如化学系著名的查全性教授,数学系中年教师陆见可等。在毛主席“老九不能走”思想精神的鼓舞下,他们也听到了中央整顿科技和教育工作的精神,便畅所欲言地把近十年的闷气都喷发出来。他们对所谓“科教组”负责人迟群、薛蕴山之流把高校说成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”,把中年教师说成“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”十分气愤。他们动情地说:“我们读小学,当少先队员时说是‘祖国的花朵,’我们读中学入青年团时说是‘祖国的未来’,我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说是‘祖国的栋梁’。今天怎么成了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’,成了‘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’?对于所谓‘两个估计’,实在想不通”。针对“四人帮”大喊大叫当前高等学校“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”的谬论,一位中年教师痛苦地说:“天天搞斗批改,批封资修,没有时间搞业务。天天说学校是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’,我现在是‘有知识和没有知识的矛盾’,不知道将来拿什么去教学生。”教师们都说:“毛主席说过,允许知识分子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,我们现在连六分之一的时间都没有!”这些义正辞严的呼声,实际上已形成对“四人帮”在高等学校推行极左路线的控诉,我们当时身有同感,也受到了一次思想教育。对他们的发言作了详细记录。后来教育部长周荣鑫也派来调研组进驻武汉大学。由我向教育部调查组汇报了调查情况,他们做了详细记录。10月份,由我执笔写出七、六千字的《湖北省高校知识分子当前思想状况》的调研汇报草稿,我们列举了武大教师在思想上存在的诸多困惑和生活上的困难。包括老年教师长期劳动,身体健康很差,中年教师上有老下有小,生活窘迫等情况。今天看来,我们这篇反映知识分子状况的调研报告,就是知识界反对“四人帮”肆行极左的心声。

邓小平同志筹划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信息,引得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但是,这时却传来了清华大学批判所谓“右倾翻案”的消息。我们调研组全体同志经过讨论,一致认为还是应该顶住压力,不怕风险,实事求是地根据调查写出报告,并亮出我们的观点。在定稿时,我向涂一兀、邹时炎两位领导请示,他们说,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调查是对的,是真实情况,还是照样写。鉴于“四人帮”的爪牙还在台面上,我们只将迟群、薛蕴山两人的名字划掉了。我将报告一式复写两份交给了宣传部领导和教育局邹时炎同志。那时,教育部周荣鑫部长正打算根据邓小平指示开始动手抓教育整顿,“四人帮”兴风作浪,周荣鑫部长被迫害致死,所谓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在全国刮起来了。我们调研组只得撤回省宣传部和教育局。面对这样极不正常的状况,包括教育局孔一局长、副局长邹时炎同志在内的教育局领导和宣传部教卫处的领导陈立果、涂一兀同志均镇定自若,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,省委宣传部、教育局没有人“批邓”,也没有人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,每天一杯清茶,一份报纸,保持沉默的抵制。正如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(胡绳主编)所说:“所谓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’运动既违背事实,又违背人心,一开始就受到广泛抵制。”这时,人民日报忽然在头版头条报道武汉大学XX系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消息,矛头指向教育部和我们调研组以及发言的教师。省委宣传部和省教育局的领导对此视若无事,不予置理。我们参加调研组的同志没有一个人受到质疑或批评。

在此期间,我参加了省委书记韩宁夫同志召集的湖北省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议,我担任会议记录。韩宁夫书记在会上针对“四人帮”大刮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,激动地大声说:“要牢牢掌握大方向!你又不是他们说的什么‘死不改悔的走资派’嘛,你怕什么?!你是共产党员,是党委书记,你就要大胆起来抓工作。”我目睹了省委领导、有识之士的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对“四人帮”的极度愤怒和抵制。这些正说明为什么广大知识分子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挣脱了无休止的批斗,砸烂了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枷锁,摘掉了“两个估计”的黑帽子,极力拥护邓公的改革开放的原因。他们为什么能在改革开放中焕发出学术青春?为什么在改革开放40年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?就是因为邓小平替他们脱去了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的帽子。当年参加过我们在武汉大学座谈会的化学系教授查全性,后来向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;反对迟群等人把中年知识分子当成“复辟资本主义社会基础”的数学系教师陆见可后来成为武大学术骨干、博士生导师。

在那个特殊时期,冰雪即将融化,春天就要到来。邓小平为中国知识分子“脱帽”而战,不顾个人安危,同“四人帮”顽强搏斗,因而受到广大人民拥护。19773月底开始,,首都人民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,自发汇集的天安门献花圈、朗诵诗词,痛斥“四人帮”的罪行,要求为邓小平同志平反,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,显示了民心之所向。回顾改革开放前夕的这一段历史,恰恰可以证明,三年后的1978年,邓公主政的改革开放,顺应民心大势,符合历史潮流,改变了中国的命运,也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。10年以后,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更加理直气壮说:“要把‘文化大革命’时的‘老九’提到第一,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,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嘛。”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275页)从此,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得到真正的改变,在改革开放40年激发出巨大的活力和精神能量,为新中国的又一次腾飞做出了辉煌的贡献,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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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近照

 

作者简介:尹均生,男,1936年生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,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,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